智利拉德科航空公司115次航班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起飞，延误了一个多小时，马上就要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降落了。左侧，将近七千米的高空中，阿空加瓜山在熠熠的月光下宛若一座钢岬。飞机以吓人的优雅姿态往左偏斜，继而在一阵喑哑的金属噪音中摆正了角度，又袋鼠似的连蹦三次，终于着陆。我，米格尔·利廷，埃尔南和克里斯蒂娜之子，智利电影导演，五千名严禁归国者之一，在流亡海外十二年后，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尽管此时此刻，我仍继续在自己的身体里流亡：我的身份是假的，护照是假的，甚至连妻子也是假的。我的面庞和外貌借由化妆和衣着而改变，甚至几天以后，我的生身母亲也没能在白天将我认出。
世上只有几个人知晓这个秘密，其中之一正与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她就是埃莱娜，一名智利抵抗运动激进分子，年轻而富有魅力，受自己的组织委派，负责与国内地下秘密网络保持联系、安排私下接触和会面、选择恰当碰头地点、评估形势，并保障我们一行的安全。假如我被警方揭穿或失踪，或者超过二十四小时未能实现事先约定的联络，那么，她就得将我秘密潜回智利的情况公之于世，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虽然我俩的身份证件并无关联，但此前还是从马德里一道出发，足迹遍布半个地球的七座机场，俨然一对和睦的夫妻。不过，在这最后一段一个半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决定分开就座，仿佛互不相识一般各自下飞机。她必须在我之后过海关，如此一来，万一我遇上任何麻烦，她好通知地下组织的人。倘若万事顺利，我们就重新扮作一对普通夫妇，从机场出口离开。
我们的目标在纸面上显得简单明了，但实践起来风险巨大：秘密拍摄一部讲述十二年军事独裁统治后智利现状的纪录片。这个想法盘踞于我脑海，是我思量已久的梦想，因为祖国的形象已在乡愁的迷雾中渐渐模糊。而对一个电影人来说，还有什么方法能比重返祖国拍摄一部电影，更准确地恢复失落的记忆呢？当智利z.府开始公布几批获准回国的流亡者名单时，这个梦想变得更加紧迫了，而我的名字却没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上。后来情形愈发叫人绝望：又公布了一份严禁入境的五千人名单，我反倒赫然在列。这一拍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纯属偶然。我本已放弃两年多，不敢再奢望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秋天，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圣塞巴斯蒂安。为筹拍一部故事片，我与妻子艾丽和三个孩子已经在这里住了六个月。计划中的影片，就像影史秘闻里许多夭折的影片一样，在开拍前一周就被制片人否决。一时间我不知何去何从。电影节期间，有一次跟朋友们在当地一家著名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