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在圣地亚哥拍摄了五天，这段时间足以证明我们的工作模式切实可行。与此同时，我与北方的法国摄制组和南方的荷兰摄制组保持联系。埃莱娜的联络工作也颇见成效，我们打算采访一些地下运动领袖和具有合法身份的政界人士，采访安排也越来越有眉目了。
至于我自己，我仍旧忍受着隐匿身份的痛苦。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艰难的牺牲，因为许多亲朋好友我都想探望，首先就是我的父母，此外我还想重温青年时代的许多片段。但现在，至少在电影拍完之前，他们得跟我绝对保持隔离。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承受着在祖国土地上流亡的奇特状态——最痛苦的流亡莫过于此。
我很少独自上街，但仍然觉得孤单。不管走到哪儿，即便自己注意不到，抵抗组织的眼线也会时刻照看着我。只有当我跟绝对信任的人见面，同时我也不希望会见者在别的朋友面前,bao露身份的时候，我才会提前请求安保人员撤离。在埃莱娜成功地协助我，使工作走上正轨后，我在保护自己方面也接受了不少训练，因此没出现任何纰漏。电影如预想的那样持续拍摄，没有哪位合作者由于我的疏忽或错误而遭遇任何麻烦。然而，离开智利后，一位秘密行动的负责人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
“有史以来，还没有哪次地下行动，如此频繁又危险地打破了那么多条安保原则。”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已然提前完成在圣地亚哥的拍摄计划。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允许随时随地做出任何调整，而事实证明，在一座无法预测的城市里拍摄，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圣地亚哥每时每刻都能出人意料，而意外冒出的念头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灵感。
截至当时，我们已经换了三家酒店。征服者酒店舒适便捷，但它正位于镇压势力的中心，我们有理由确信这家酒店是监控最严密的地点之一。可其他的五星级酒店也没什么两样，因为总有许多外国人出出进进，而外国人在独裁z.府安全部门的眼里，原则上全都属于可疑对象。不过，那些二流酒店对出入人员的检查往往更严，我们担心住在那些地方更易引人注目。因此，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两三天搬一次家，也不管酒店是几星级的，而且决不折回原先住过的酒店，因为我有点迷信，认为回到曾经冒过风险的地方难免会出事。这种执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一天，空军轰炸了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全城陷入骚乱。我赶到智利电影公司的办公室，跟长期合作的同事们商量怎样对抗政变。我本已从容地从电影公司脱身，开着车把一些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朋友送到森林公园，但这时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重新跑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