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周末，埃莱娜都焦急不安，因为我在康塞普西翁和瓦尔帕莱索持续拍摄期间，跟她中断了联系。万一我失踪了，她的职责是向各处告急，但她也明白，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即兴表演家，所以把预先约定的告急时间往后拖延了一点。星期六一整晚她都在等。星期天，发现人还没回来，她开始联络可能知道线索的人，但毫无结果。就在她把发出警报的最后期限设定在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之时，看见我走进了酒店，满腮胡茬，一脸倦容。她曾执行过许多重要而危险的任务，但她发誓说，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跟我合作时这样，替这么个不可控制的假丈夫操碎了心。这回她又有理由抱怨了，而且抱怨得天经地义。她付出了不懈努力，经过屡败屡试的多次碰头和细致审慎的规划，才最终敲定当天上午十一点，跟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领导人秘密会晤。
这无疑是我们预先设想的所有行动里最艰难、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晤。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几乎集结了皮诺切特政变时刚刚小学毕业的那一代人里所有的热血青年。他们主张联合所有反对派来打倒独裁，恢复m;主制，好让智利人民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完整的自主权。组织名称源自一八一○年智利独立运动当中一位富于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这个人物似乎具有轻松摆脱国内外一切监控的超人能力，在当时的智利爱国者被镇压，保皇党重新掌权之后，他始终在驻扎于阿根廷门多萨的独立军和智利境内秘密抵抗组织之间穿梭往来。那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因素与当代智利的情况何其相似。
采访爱国阵线领导人，是每个优秀记者梦寐以求的特权，我也不能例外。摄制组成员依照安排各就各位之后，我在最后一刻赶到约会地点。我只身一人，走到神佑街上一个公交车站前，手里拿着表明身份的信物：一份当天的《信使报》和一册《新动向》杂志。什么也不用做，我只需等待有人上前搭话：“您要去海滩吗？”我应该回答：“不，我去动物园。”这在我看来是个荒唐的接头暗语，因为深秋时节没人要去海滩，但爱国阵线的两位秘密联络员事后告诉我，正因为荒唐，才不会被别人误用或碰巧识破。这话有理。十分钟后，我开始担心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自己太过显眼了，而就在此时，我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的小伙子朝我走来，他左腿有点跛，头戴贝雷帽，我心想，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地下党。小伙子毫不遮掩地靠过来，趁他还没说出暗语，我抢先一步开口了。
“你就不能找一套别的行头？”我揶揄道，“凭你现在的穿着，连我都一眼认出来了。”
他先是惊讶，而后忧伤地瞄了我一眼。
“那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