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的说法有理有据，听起来不容置疑，但这到底是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在我看来，到智利内地旅行，乘火车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能避开机场和公路上许许多多的关卡。此外在列车上还能享受夜晚的时光，因为在城里，宵禁一到，晚上只能无所事事。然而弗朗奇不以为然，他知道火车是受监控最严的交通工具。对此我反驳说，正因如此，坐火车才最安全，因为警方永远想不到，一个秘密潜入者会跑到被严密监控的列车上。弗朗奇的看法再次跟我针锋相对，他认为警察早就料到潜伏者可能会搭乘火车，因为谁都懂得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他还提出，一个在欧洲经营着大笔买卖且处事老到的广告业富商，乘坐舒适的高级列车出差还说得过去，但绝不会乘坐智利内地那种简陋的破火车。不过，我最终还是把他说服了，理由是无论是去赴约或拍摄，乘坐飞机去康塞普西翁都不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这段时日常有大雾，飞机不易降落。说实话，无论如何我都更倾向于坐火车，因为对乘飞机，我总怀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恐惧。
于是当天夜里十一点，我俩在中央车站上了车。中央车站的钢架结构与埃菲尔铁塔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得难以言表。我们在列车卧铺车厢一间舒适干净的隔间里安顿下来。我饿得要命，当天早餐以后我几乎什么都没吃，除了在电影院买了两个巧克力棒聊以充饥——啃巧克力棒时，银幕上的青年莫扎特正在奥地利皇帝面前像杂技演员似的表演跳跃。检票员告知我俩，只能在餐车就餐，但按照规定，餐车和卧铺车厢之间是分隔开的，走不通。他自己倒是出了一个主意：可以在开车前跑到餐车上，能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等一个小时，当列车停靠在兰卡瓜站时，再从餐车返回卧铺车厢。听完这番指导，我们赶紧照办，因为宵禁铃已经响了。检票员在一旁高声催促：“赶紧跑，先生们，赶紧呀，咱们在干违法的事呢。”不过，当列车到达兰卡瓜站，站台上的警卫昏昏欲睡、寒冷难耐，对这类被默许的、无法避免的破坏军管法的行为，根本漠不关心。
那是一座清冷而空寂的站台，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笼罩着鬼气森森的雾霭。那场景跟电影里偷渡者逃离纳粹德国时途经的车站一模一样。乘务员正催促我们尽快返回自己的车厢，猛然间，一个身穿寻常白色工作服的餐厅服务生，手捧一盘煎蛋配米饭，倏地冲到我们前头。他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往前跑了五十多米，手里的餐盘竟然稳稳当当，神奇地保持了平衡。他跑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某个车窗前，隔着窗口把米饭递了进去，那位乘客显然花钱订了餐。还没等我们走到卧铺车，服务生已钻回餐车去了。
驶往康塞普西翁的
